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型再平衡，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在“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新旧增长动力交替尚未完成，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金融风险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要看到，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就业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微观经济活力继续提升。只要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创新，积极作为，我国经济就能实现7%左右中高速增长，并稳步迈向中高端水平，为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增速放缓符合规律，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取得进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属于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自然调整，符合典型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形成。
(一)增速放缓符合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战后成功迈入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仅13个。对比研究发现，上述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追赶型增长，而且人均GDP超过11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更为接近的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加突出，平均降幅在30%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我国人均GDP当前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与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时间窗口。这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速回落通常发生在4500至6000国际元阶段，而且工业化存在明显的中断现象。这也表明，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短期经济失速的可能性较小。
(二)增速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比重降至10%以下，第三次产业比重超过二产，工业比重从阶段性峰值逐步回落。内需结构继续优化，消费比重连续下降局面得到扭转，多年来投资、出口比重过高的情况明显缓解。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以服务和消费为主，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转换。值得一提的是，主流经济学对追赶型经济体增速回落阶段的研究重视不够。面对产业和需求结构快速的调整变化，如果简单沿用追赶期的投资、出口等增长趋势外推，或者用一些原来能够较好拟合经济运行的实物量指标分析转型期经济走势，往往会出现偏差。这可能也是目前一些分析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相互不匹配的原因之一。
(三)新的增长动力加快形成。经济调整分化中传统力量继续下行的同时，新兴力量在逐步成长。从区域层面看，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本轮调整中经济增速降幅偏大。而转型启动较早，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保持平稳，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与其他省市相比，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就达到了11000国际元，转型已取得积极成效。从行业层面看，重化工业调整幅度偏大，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75%，而其他工业行业和服务业等运行相对平稳。传统零售行业下行，电子商务则快速增长。部分行业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整合出现回升迹象，纺织、化纤、光伏、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有所向好。从企业层面看，即便同一行业中其他企业出现了较大亏损，但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产业链整合与重组步伐快、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重视研发和创新供给的企业，运行总体平稳，对未来预期偏向乐观。
(四)就业、物价、利润等指标保持稳定。就业方面，2015年上半年调查失业率在5%附近，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18万，全年目标完成过半。虽然还存在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和隐性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但总体就业形势稳定，针对100余个城市的监测情况来看，岗位需求数量都超过了求职人数。物价方面，在PPI长期持续负增长，GDP平减指数连续两个季度为负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体保持平稳，尚没有出现全面通缩问题。近期猪肉价格有所上升，但由此导致的通胀压力尚不大。企业利润方面，尽管企业利润增长情况相对过去几年的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基本稳定。工业方面的利润下滑主要是因为煤炭、钢铁、石油和铁矿石等上游产能过剩严重行业不景气。如果剔除这些行业的利润亏损，工业行业利润总体还是相对平稳的。核心效益指标稳定，为今年实现7%的预期增长目标提供了支撑。
(五)微观活力继续增强。一是民营经济活力继续增强。2015年上半年非公经济工业增加值增长8.1%，比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另外，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业已上升至65.1%。二是简政放权改革取得成效。2015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685.1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15.4%，新登记企业200.1万户，增长19.4%，平均每天新增企业1.1万户。三是创新驱动和“互联网+”战略取得进展。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网上零售额增速业已连续数年超过40%，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品增长迅速。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企业占四席，此外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涌现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型城市在不断崛起，并在世界创新版图占有重要地位。
二、保持7%左右中高速增长仍有诸多有利条件
当前，部分地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也有所暴露，但我国仍然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后，还没有经济体增长出现严重反复的先例。背后的实质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化基本实现，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各种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更趋合理，而有这样微观基础的经济体也因此具备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抗风险能力。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速比高速增长期已经降低了30%左右，如果通过改革创新有效释放发展潜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当前，还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具备保持7%左右增长的潜力。
(一)发展潜力巨大。一是我国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根据IBM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都具有全球领先规模。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高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三是我国深化改革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国内广阔的市场空间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面临不少机遇，我国可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会。
(二)新的需求热点加快孕育。一方面，消费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信息、健康、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和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层出不穷，传统消费也呈现个性化特点，尤其和电子商务的结合催生了更加多样的需求。另一方面，民生、环保、水利和城市改造等方面尚有不少投资空间，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释放相当规模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随着各种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和投资协定的签署落实，以及南亚、非洲国家渐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增长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中国制造和服务走出去还有不少潜力。
(三)创新要素不断积累。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大约700万，城市25—34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如果激励得当，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了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四)产业升级空间广阔。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新材料、机器人、节能环保等新兴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并且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互联网对消费端的改造效果已经非常明显，对供应链、生产端的改造才刚刚开始。服务业主导作用更加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规模和质量提升的空间广阔。另外，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和积极“走出去”，中国将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分工，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要素流动将更加充分，配置更加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五)区域发展回旋大。根据国际经验，通常在人均GDP超过一万国际元以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差距将显著缩小。中国地域广阔，当前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还比较显著。由于区域间要素成本相对水平变化以及中央区域性政策的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增速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随着高铁、高速公路、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不同区域间要素流动将更加便捷，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为继续释放增长潜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在东部沿海地区，一批以城市带或城市群为依托的高水平增长极正在不断形成，目前已涌现了一批创新型和绿色发展型的城市，各种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充分流动，知识外溢效应明显，分工深化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也正不断体现。
三、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并不必然自动转入中高速稳定增长阶段，而是需要积极作为和妥善应对。当前，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弱化，各种风险和矛盾交织，新的增长格局形成尚需时日，“三期叠加”特征不会短期改变，各种力量分化重塑的特征比较突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需要坚持长期性、全局性的视角，找准经济增速变化背后的主导性因素，以新常态这一大逻辑统揽全局，以深入推进“四个全面”为重点，释放发展潜力，推动经济转型，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一)完善宏观管理框架，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一部分成功实现追赶的经济体，经济增速在转换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除了潜在增长空间收窄以外，很大程度上与宏观经济管理不当、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释放有关系。应加快确立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宏观目标体系，更加重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和生态指标，并在此前提下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完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统计体系，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既要避免追求原来的高增长，也要防止短期经济惯性下滑，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通过改革释放潜力，形成增长新动力。坚持效率提升导向的供给侧改革，释放低效率部门的增长潜力。一是在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可优先在京津冀地区试点，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二是注重简政放权的协调性、同步性和配套性，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将简政放权真正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要放管结合，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三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总结自贸区有益经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四是在军工产业满负荷生产与制造业产能利用低下并存背景下，加快推进军民产业结合，释放增长和效率空间。五是顺应居民消费快速升级趋势，鼓励和支持智能家居和住宅、节能环保产品、信息消费、旅游和大健康消费，培育形成多元消费热点。六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提升城际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拓展增长新空间。
(三)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面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发展，增强关键部件设计制造和大型装备的系统集成能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以及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全面落实“互联网+”战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大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力度，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打破垄断，深化能源、交通、电信、公共事业等基础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基础产业运行效率。健全绿色发展目标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环保、节能和低碳等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和投资。
(四)重建和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干部积极性。原有的地方政府间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在新常态下作用明显减弱，地方政府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全力抓大项目、抓招商引资就能实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如何抓创新发展，很多地方干部又普遍感到缺少抓手和思路。过去地方政府间行政性竞争正在逐步被市场性竞争所替代，但受体制障碍等因素影响，目前市场机制促进地方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同时，由于地方财政压力逐步增加，地方在配套支撑项目投资的能力也在减弱。需要重视地方干部中出现的“不会干”“不敢干”和“不想干”等问题，重建和完善激励机制，让真正想干和会干的干部脱颖而出。
(五)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速度虽然下来了，但质量效益的提升空间十分巨大。过去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即企业盈利状况对高速度比较依赖，速度一旦降下来就会有大面积的企业亏损。国际经验表明，低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能盈利。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快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快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快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部门间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产业升级和提升生产率空间巨大。国际经验表明，处于当前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改革对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的作用至关重要。要用是否有利于提升质量效益、是否有利于让大多数人民得到真正实惠，作为衡量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准。新常态下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要的是质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更有利于发展成果公平公正分享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清除传统发展方式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真正落到实处。
